过去十年间,美国从能源短缺转向能源富足,已经提升了美国经济和地缘政治地位。但寻求“美国能源优势”忽视了当今全球能源市场相互依赖的性质。真正的优势不仅来自能源供应,也依赖于投资未来的新能源技术。
“美国能源优势”成为特朗普总统和高级官员最近集中讨论的话题。“能源优势”的论述在特朗普演讲中反复出现,亦受白宫官员所吹捧,其重点在于“优势”有别于过往政府所提及的“能源独立”或者“能源安全”。
究竟“美国能源优势”是怎么一回事?目前,美国政府还没有提供官方的定义。
什么是“美国能源优势”
几十年来,美国政治家们一直在重申“能源独立”的概念,主要集中在消除从欧佩克国家和其他可能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进口石油的需求。在1980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中期,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开始实施“能源独立”计划,之后美国两党都将“能源独立”作为美国能源政策的最终目标。“能源优势”是在这一背景下演变发展出来的概念。特朗普在竞选游说时第一次提出“能源优势”,他明确表示“美国能源优势”将会是美国的战略、经济和外交政策目标,而他身边重要的官员,包括能源部部长里克·佩里和内政部局长莱恩·辛克后等,后来都采纳了这一概念。
“美国能源优势”的定义至今仍然晦暗不清。尽管如此,政府部门仍然以美国能源生产和出口,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生产和出口优势为施政重点。总体来说,当特朗普总统谈论能源优势目标时,他指的是一项计划,即设想实施鼓励四大要素的政策:充分利用美国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增加所有这三种化石燃料及其相关产品的出口;更多地从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西半球国家进口石油,减少从中东和北非进口石油;利用这三个要素来加强美国在外交政策举措中的议价能力。
对美国传统政客来说,“优势”代表通过运用能源作为某种类型的谈判筹码或手段,美国可以令地缘政治对手顺从其意愿。能源优势讨论的重点是改变进口组合,这样美国可以主要从稳定地区的友好国家进口,而不是从非常不稳定的中东和北非的敌对政府进口石油。实现这一目标后,美国既可降低对这些不稳定地区投入的资源,在安全事务谈判中也会更轻松。
“美国能源优势”的短板
“优势”或者“独立”从来都不是明智的能源目标。将美国从全球能源市场孤立出来既不符合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新崛起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者的利益。对于消费者来说,进入国际市场可确保价格更稳定的能源供应。如果无法进入全球市场,汽车燃料、家庭供暖燃料和其他产品的价格将会有更大的波动。生产者也坚决主张开放而不是封锁国际能源市场。他们已经游说解除对原油出口的限制,并鼓励通过新的管道和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出口天然气。
毫无疑问,“页岩气革命”提升了美国油气出口的能力,这是个历史性变化。政府官员已经指出,能源生产迅速上升已经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了税收收入,并且加强了美国在与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外交事务上影响力。可是,美国发挥不了想象中生产者的影响力,原因在于全球能源体系规模巨大,从规模上讲,美国已经成为和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相匹敌的能源生产国,而且逐渐成为出口国,但他们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是净出口大国,因此这两国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对依赖其能源的具体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更大。相比之下,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净进口国。除非美国大幅削减石油需求,否则即使对美国石油产量增长做出最积极的假设,预计美国也无法实现石油自给自足。从国际市场角度来说,美国页岩油产量可以迅速上升和下降,能够有效地稳定市场波动,却不能像沙特阿拉伯一样由政府迅速带入市场,因此也无法像沙特阿拉伯一样以额外生产量带来地缘政治影响力。再者,美国如果把商业利益和外交政策捆绑在一起,有可能会疏远潜在买家,破坏盟国的支持,美国天然气亦有可能被视为政治化商品。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能源优势”忽略了可再生能源和技术创新。目前,几乎每个国家都希望通过《巴黎协定》来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可再生能源将是世界各地发展最快的能源形式,并且会持续增长,带来巨大的经济机会。近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比美国的两倍还多,占据全球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行业的主导地位,并正在采取措施以在全球电池和电动汽车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反观美国,特朗普上任后,打算大幅削减美国能源部能源效能和可再生能源办公室的资金支持,并取消不少跟转型能源技术创新有关的部门和倡议。过去,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扰乱了外交和贸易关系,也破坏了美国软实力。
过去十年间,美国从能源短缺转向能源富足,已经提升了美国经济和地缘政治地位。但寻求优势忽视了当今全球能源市场相互依赖的性质。无论如何,真正的优势不仅仅来自能源供应。美国的能源优势也依赖于投资未来的新能源技术,在全球能源合作中保持领先地位,增加其应对市场波动的灵活性,以及保护环境。“能源优势”的想法的确引人注目,但想要在当今世界的全球能源市场占据美国所理解的“优势”也是不切实际的。
(作者为哈佛肯尼迪学院能源地缘政治项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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